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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9章 呼麦与聊斋俚曲（第1页）

据考证，呼麦的历史可以远溯至匈奴时期，至迟在蒙古族形成前后就已经产生。作为一种特殊的民间歌唱形式，呼麦是蒙古族杰出的创造。它传达着蒙古族人民对自然宇宙和世界万物深层的哲学思考和体悟，表达了蒙古民族追求和谐生存发展的理念和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

呼麦是蒙古民族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它更多地保留了原始歌唱的某些因素，是一种来自民族记忆深处的久远回音，与蒙古族的历史、文化息息相关，对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研究均有重要的价值。抢救和保护“呼麦”这种神奇的歌唱艺术，使它免遭灭绝之灾，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长调是蒙古语“乌日汀哆”的意译。“乌日汀”为“长久”、“永恒”之意，“哆”为“歌”之意。在相关著作和论文中，也将其直译为“长歌”、“长调歌”或“草原牧歌”等。

根据蒙古族音乐文化的历史渊源和音乐形态的现状，长调可界定为由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在畜牧业生产劳动中创造的，在野外放牧和传统节庆时演唱的一种民歌。长调旋律悠长舒缓、意境开阔、声多词少、气息绵长，旋律极富装饰性（如前倚音、后倚音、滑音、回音等），尤以“诺古拉”（蒙古语音译，波折音或装饰音）演唱方式所形成的华彩唱法最具特色。

早在一千多年前，蒙古族的祖先走出额尔古纳河两岸山林地带向蒙古高原迁徙，生产方式也随之从狩猎业转变为畜牧业，长调这一新的民歌形式便产生、发展了起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逐渐取代结构方整的狩猎歌曲，占据了蒙古民歌的主导地位，最终形成了蒙古族音乐的典型风格，并对蒙古族音乐的其他形式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长调集中体现了蒙古游牧文化的特色与特征，并与蒙古民族的语言、文学、历史、宗教、心理、世界观、生态观、人生观、风俗习惯等紧密联系在一起，贯穿于蒙古民族的全部历史和社会生活中。长调的基本题材包括牧歌、思乡曲、赞歌、婚礼歌和宴歌（也称酒歌）等。长调民歌所包含的题材与蒙古族社会生活紧密相联，它是蒙古族全部节日庆典、婚礼宴会、亲朋相聚、“那达慕”等活动中必唱的歌曲，全面反映了蒙古族人民的心灵历史和文化品位。代表曲目有《走马》、《小黄马》、《辽阔的草原》、《辽阔富饶的阿拉善》等。长调民歌的研究涉及到音乐学的诸多分支学科，对它的研究与保护实际上就是对历史悠久的草原文明与草原文化类型最强有力的传承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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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俚曲的流传地区主要在齐鲁大地，蒲氏家族及后人是其主要传承者。聊斋俚曲是清初大文学家蒲松龄将自己创作的唱本配以当时流传的俗曲时调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音乐文学体裁，因蒲松龄的斋名为“聊斋”，故称“聊斋俚曲”，也有人称“蒲松龄俚曲”。

淄川是明清俗曲重要流布地区之一。蒲松龄坐馆三十余年的西铺毕家是豪门贵族，一直就有编写演唱俚曲的传统，这给蒲松龄编写俚曲故事准备了极好的社会氛围和条件。蒲松龄集一生之阅历，汇明清俗曲之精华，取诸宫调、南北曲的曲牌联套成曲，于晚年完成了15部俚曲的创作。无论是在文学方面，还是在音乐方面，这些俚曲均具有极高的价值。聊斋俚曲曲目有《耍孩儿》、《玉娥郎》、《粉红莲》、《叠断桥》等。

聊斋俚曲生动地反映了封建时代晚期的人民生活，为群众所喜闻乐见，长期在当代社会中传唱流传，成为齐鲁大地一种独树一帜的群众性艺术形式。聊斋俚曲以独特的魅力影响了其他姊妹艺术的发展，单以戏曲为例，俚曲故事改编剧本的就有五音戏、柳子戏、川剧、京剧、秦腔、河北梆子等。现存聊斋俚曲手抄本15种均已整理出版，遗存较原始曲牌五十余支，1962年搜集十余首，近年从古籍文献中查寻、翻译三十多首，尚有部分失传曲牌有待查找。现在会唱俚曲的人已渐衰老，俚曲研究者也寥若晨星，有必要加以抢救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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